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📋 赛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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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比赛分析】
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育测试在大雨中进行，引发家长吐槽。
前年一则新闻，山西某中学的高一新生，因为晚上11点后上厕所，被校方定为重大违纪，经舆论曝光后，才予以纠偏。可悲的是，这样荒唐的事情，在不少毕业生的留言吐槽中随处可见，并非孤例。
中国教育系统的第一功能，不是因人施教，而是筛选掐尖，劣汰选优，靠分数层层筛选出来的一小拨人，继续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。
淋雨跑步当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困难，但真正该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淋着雨跑步，偏偏只有那部分倒霉的孩子去承受后果？公平性何在？
举个例子，北京市的中考体育测试，女生如果不巧赶上生理期，可以申请延后缓考，等生理期过去了，再进行测试。
在他们眼里，孩子只是展现“驯化”效果的工具。是不是令行禁止了？队伍走得齐不齐？被子叠得像不像豆腐块？……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。
有的孩子在淋着雨在湿滑的跑道上跑步测试，而其他日子测试的孩子赶上好天气就不必受这个干扰，中考体测的公平性，难道全靠老天来掷骰子决定？
中考、高考这样的考试，每一分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孩子的人生道路，虽然这是现有国情下的无奈现实，但至少从管理者角度，要去全力保障竞争的公平性。
回到中考淋雨体测这件事。评判一个体系乃至一种制度的优劣，就看它在坚持流程刚性的同时，有没有努力去兼顾人性温度。一切流程的设立初衷，都该是以人为本的，而不是只以管理者为本。
有一些网友上纲上线，说孩子们娇气，“淋雨跑步算什么大不了的？”“这点苦都受不了？”
昨天，桃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做出回应：“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，考试日程都排好了，按顺序进行，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。”另外，“等上报完批下来，可能天气就过去了。”
看到这样“理直气壮”的回应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以会给管理带来不方便当做理由，这其实是一个最不该成为理由的理由。
在披上一件“为你好”的外衣后，某些管理者内心的“权力欲、控制欲”，就都倾泻到了弱势一方的孩子们身上。
“二、开考前，如遇突发雨水天气，经考务组研判，决定是否进行中长跑项目考试，考生也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中长跑测试；”
“三、如在考试进行中遭遇突发降雨，考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完成中长跑，该项目结束后，考生可按照自愿原则，决定是否申请中长跑项目单项补考。申请补考的考生，可在体育中考期间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单项补考。”
11点后就不能上厕所，可人的内急，真能用军事化管理约束住吗？我们常说教育者要以身作则，“无贵无贱、无长无少、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那么定下这条规矩的校长，夜里想上厕所时，要不要也自行憋着呢？
而那些在大雨天气里仍要测试800米的孩子们，一边应对冰冷的雨水与湿滑的跑道，一边听着教育局“怕乱套”的回应，心里恐怕真是双重寒冷。
针对中考体测“如果遇到降雨天气怎么办”，福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回应是：
归根结底，有没有把孩子当人，这恐怕是一些教育者、管理者最该扪心自问的。
更何况，这种公平性，本来是可以通过管理者的积极谋划，去努力实现的。
同为地方教育局，福州教育局在确保中考体测公平性上，就努力做了预案。
既然是活生生的人参加的考试，就一定会有意外情况，就一定要做足准备和预案。
这次中考体测的舆论风波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区文明发展程度与管理者水平的映射。
“一、除中长跑项目外，其他项目均改到室内进行，尽量减少雨水、高温等天气对考试的影响；”
看看，这才是应有的积极准备和人性化安排，对比河北衡水桃城区教育局“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”，管理水平如何，高下立判。
中考体测风波背后，这种“以管理者为本，而不是以受教育者为本”的管理思维，在我们的教育大环境中并不鲜见。在某些极端的教育模式里，孩子不要说有选择权，甚至连正常的生理需求都可能被否定。
4月19日，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测现场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但考试依然继续进行，学生们淋着雨在湿滑跑道上跑着800米，家长们则是怨声载道，质疑考试为什么不能稍微推迟、等雨停了再跑。
另外，如果考生在考试前或者考试过程中出现崴脚、扭伤等情况，经过查证核实，也可以申请缓考，等身体状态恢复正常后再参加考试。这些，都在官方备案之列，也体现出人性化的温度。
既然“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”，为什么不做提前预案呢？针对特殊天气，教育局完全没有备案，自己“懒政”造成的后果，一句“日程排好了”，就由孩子们去承担？
至于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乃至权利、公平、文明这些更高级的东西，他们搞不懂，也不屑于去搞懂。
小到中考体测，大到社会管理，人们期待的是更具水平和前瞻性的预案设计、更具弹性和温度的规则执行，这不意味着否定秩序与规则，而是在合理范围内，在执行中尽可能设置更多的缓冲垫与调节阀。（李普利）
【球队数据】
流量退潮！王楚钦的“三亚”和樊振东的“银幕”！…
流量退潮！王楚钦的“三亚”和樊振东的“银幕”！亚运会打完，王楚钦三个项目，三块银牌，决赛被剃了三次光头。团体0-3张本，混双0-4林诗栋/蒯曼，单打0-4林诗栋。上届杭州还是四金王，这届直接零金收官。掉粉数据也跟上了。90天走了近50万，主动取关的都是活粉。CP粉跑路，消费能力强的粉丝也在流失。另一边，樊振东在德甲三战一局未失，比赛直播搬进全国56家影院，预售百万，上座率近90%。俱乐部社媒粉丝从1万涨到48万，杜塞尔多夫那边更是暴涨500倍。流量这东西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赛场上的账，最终只能赛场还。王楚钦说“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”，这条路能不能走通，不取决于热搜数量，取决于下一次决赛，他能不能把球打回去。
【历史交锋】
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，后来转项到拳击，按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”。
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，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，可选的路并不算宽。在社会上开拳馆、带课教拳是主流，还有人去当保镖，去卖力气。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，即参与地下拳赛，赚取出场费，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，属于违法范畴。
谢丽丽是黑龙江人，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，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。但即便这样，因为户口问题，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，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。
退役时，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，她被告知，没有户口，就拿不到退役费。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，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，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，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
谢丽丽回忆：“基本只是防守，就是让客人打……”谢丽丽记得，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挣了300块钱，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对客人的询问，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，“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，可能客人更多，但我说不出口……”
据谢丽丽回忆，当初交流来北京队，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，却被一拖再拖。“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，身份也能转为正式，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，每次找队里，都拖着不办，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。”
刚退役的那段日子，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，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，但入不敷出，不足以维持生计。“我借了3万块，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，别人不要，我抬过来的。”
“练拳这么多年，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跑完是空击、打沙包等练习，还有训练和实战，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。”
比如在山东烟台的“闹海拳击狂欢季”职业组比赛中，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，并取得了胜利。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，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。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，但从出拳、打手靶的动作看，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，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这类商业赛事，既有职业组，也有白领组，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，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。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，目的是打造“体育+文旅”的商业创新，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“苏超”足球赛。
今年6月，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，开始参加一些“职业赛事”，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。
再后来，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，起名叫“楠拳社”，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“楠哥”相呼应。
谢丽丽披露，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、聘用队员的差别，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。
不过，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，疫情之下，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，场地、人员的经费重压，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。
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，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，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，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凭着天赋和苦练，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，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，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，另外，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。
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，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，台下客人看得兴起，付费上台和拳手“过招”。
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、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，一起维权，讨要退役安置费，也揭开了当时“北漂”运动员的痛点。
“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，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。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，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，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。很多不是北京的，走了以后回到老家，找个工作打工，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，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，有游泳队的、有跳水队的，还有赛艇队的。
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，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，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，只是为了挥洒汗水、释放情绪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，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。
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，与原籍信息对不上，户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，几乎成了黑户；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“弄丢了”，想仲裁也无证据；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，成了中学生，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，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；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，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，然后就停发了工资……
2015年9月，谢丽丽退役，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不过，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，而变成了“维权者”。
为了生计，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，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，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，更像是文旅项目，但必须承认，这样的模式，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、参与体育的同时，带起了热度，搭起了舞台，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、从中受益。（二头）
【球员介绍】
韩国兵务厅长洪昭英：与国防部意见一致，同意逐步废除艺术体育兵役特例。
关于具体时间，她称国防改革基本计划正在制定中，尚未确定，但应定下废除目标年份，在那之前逐步减少。
“对于年轻青年们感受到的剥夺感以及国民要求改善制度的声音，我深感沉重。我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对艺术及体育领域的兵役特例进行改善。体育领域的免兵役特例将根据下个月的研究结果制定改善方案，目前已明确了逐步废除的基本方向。”
对于近期亚运会男足部分球员的兵役特例相关言行，洪昭英表示“非常痛心和遗憾”。此前，队长李期奕在采访中说“我不去军队了”，梁民革称自己是看着兵役补偿才拼搏的，朴升秀则在更衣室戴“退伍帽”拍照上传社媒，引发争议。
【比赛分析】
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育测试在大雨中进行，引发家长吐槽。
前年一则新闻，山西某中学的高一新生，因为晚上11点后上厕所，被校方定为重大违纪，经舆论曝光后，才予以纠偏。可悲的是，这样荒唐的事情，在不少毕业生的留言吐槽中随处可见，并非孤例。
中国教育系统的第一功能，不是因人施教，而是筛选掐尖，劣汰选优，靠分数层层筛选出来的一小拨人，继续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。
淋雨跑步当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困难，但真正该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淋着雨跑步，偏偏只有那部分倒霉的孩子去承受后果？公平性何在？
举个例子，北京市的中考体育测试，女生如果不巧赶上生理期，可以申请延后缓考，等生理期过去了，再进行测试。
在他们眼里，孩子只是展现“驯化”效果的工具。是不是令行禁止了？队伍走得齐不齐？被子叠得像不像豆腐块？……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。
有的孩子在淋着雨在湿滑的跑道上跑步测试，而其他日子测试的孩子赶上好天气就不必受这个干扰，中考体测的公平性，难道全靠老天来掷骰子决定？
中考、高考这样的考试，每一分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孩子的人生道路，虽然这是现有国情下的无奈现实，但至少从管理者角度，要去全力保障竞争的公平性。
回到中考淋雨体测这件事。评判一个体系乃至一种制度的优劣，就看它在坚持流程刚性的同时，有没有努力去兼顾人性温度。一切流程的设立初衷，都该是以人为本的，而不是只以管理者为本。
有一些网友上纲上线，说孩子们娇气，“淋雨跑步算什么大不了的？”“这点苦都受不了？”
昨天，桃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做出回应：“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，考试日程都排好了，按顺序进行，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。”另外，“等上报完批下来，可能天气就过去了。”
看到这样“理直气壮”的回应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以会给管理带来不方便当做理由，这其实是一个最不该成为理由的理由。
在披上一件“为你好”的外衣后，某些管理者内心的“权力欲、控制欲”，就都倾泻到了弱势一方的孩子们身上。
“二、开考前，如遇突发雨水天气，经考务组研判，决定是否进行中长跑项目考试，考生也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中长跑测试；”
“三、如在考试进行中遭遇突发降雨，考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完成中长跑，该项目结束后，考生可按照自愿原则，决定是否申请中长跑项目单项补考。申请补考的考生，可在体育中考期间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单项补考。”
11点后就不能上厕所，可人的内急，真能用军事化管理约束住吗？我们常说教育者要以身作则，“无贵无贱、无长无少、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那么定下这条规矩的校长，夜里想上厕所时，要不要也自行憋着呢？
而那些在大雨天气里仍要测试800米的孩子们，一边应对冰冷的雨水与湿滑的跑道，一边听着教育局“怕乱套”的回应，心里恐怕真是双重寒冷。
针对中考体测“如果遇到降雨天气怎么办”，福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回应是：
归根结底，有没有把孩子当人，这恐怕是一些教育者、管理者最该扪心自问的。
更何况，这种公平性，本来是可以通过管理者的积极谋划，去努力实现的。
同为地方教育局，福州教育局在确保中考体测公平性上，就努力做了预案。
既然是活生生的人参加的考试，就一定会有意外情况，就一定要做足准备和预案。
这次中考体测的舆论风波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区文明发展程度与管理者水平的映射。
“一、除中长跑项目外，其他项目均改到室内进行，尽量减少雨水、高温等天气对考试的影响；”
看看，这才是应有的积极准备和人性化安排，对比河北衡水桃城区教育局“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”，管理水平如何，高下立判。
中考体测风波背后，这种“以管理者为本，而不是以受教育者为本”的管理思维，在我们的教育大环境中并不鲜见。在某些极端的教育模式里，孩子不要说有选择权，甚至连正常的生理需求都可能被否定。
4月19日，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测现场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但考试依然继续进行，学生们淋着雨在湿滑跑道上跑着800米，家长们则是怨声载道，质疑考试为什么不能稍微推迟、等雨停了再跑。
另外，如果考生在考试前或者考试过程中出现崴脚、扭伤等情况，经过查证核实，也可以申请缓考，等身体状态恢复正常后再参加考试。这些，都在官方备案之列，也体现出人性化的温度。
既然“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”，为什么不做提前预案呢？针对特殊天气，教育局完全没有备案，自己“懒政”造成的后果，一句“日程排好了”，就由孩子们去承担？
至于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乃至权利、公平、文明这些更高级的东西，他们搞不懂，也不屑于去搞懂。
小到中考体测，大到社会管理，人们期待的是更具水平和前瞻性的预案设计、更具弹性和温度的规则执行，这不意味着否定秩序与规则，而是在合理范围内，在执行中尽可能设置更多的缓冲垫与调节阀。（李普利）
【球队数据】
流量退潮！王楚钦的“三亚”和樊振东的“银幕”！…
流量退潮！王楚钦的“三亚”和樊振东的“银幕”！亚运会打完，王楚钦三个项目，三块银牌，决赛被剃了三次光头。团体0-3张本，混双0-4林诗栋/蒯曼，单打0-4林诗栋。上届杭州还是四金王，这届直接零金收官。掉粉数据也跟上了。90天走了近50万，主动取关的都是活粉。CP粉跑路，消费能力强的粉丝也在流失。另一边，樊振东在德甲三战一局未失，比赛直播搬进全国56家影院，预售百万，上座率近90%。俱乐部社媒粉丝从1万涨到48万，杜塞尔多夫那边更是暴涨500倍。流量这东西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赛场上的账，最终只能赛场还。王楚钦说“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”，这条路能不能走通，不取决于热搜数量，取决于下一次决赛，他能不能把球打回去。
【历史交锋】
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，后来转项到拳击，按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”。
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，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，可选的路并不算宽。在社会上开拳馆、带课教拳是主流，还有人去当保镖，去卖力气。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，即参与地下拳赛，赚取出场费，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，属于违法范畴。
谢丽丽是黑龙江人，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，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。但即便这样，因为户口问题，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，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。
退役时，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，她被告知，没有户口，就拿不到退役费。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，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，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，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
谢丽丽回忆：“基本只是防守，就是让客人打……”谢丽丽记得，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挣了300块钱，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对客人的询问，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，“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，可能客人更多，但我说不出口……”
据谢丽丽回忆，当初交流来北京队，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，却被一拖再拖。“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，身份也能转为正式，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，每次找队里，都拖着不办，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。”
刚退役的那段日子，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，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，但入不敷出，不足以维持生计。“我借了3万块，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，别人不要，我抬过来的。”
“练拳这么多年，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跑完是空击、打沙包等练习，还有训练和实战，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。”
比如在山东烟台的“闹海拳击狂欢季”职业组比赛中，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，并取得了胜利。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，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。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，但从出拳、打手靶的动作看，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，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这类商业赛事，既有职业组，也有白领组，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，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。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，目的是打造“体育+文旅”的商业创新，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“苏超”足球赛。
今年6月，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，开始参加一些“职业赛事”，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。
再后来，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，起名叫“楠拳社”，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“楠哥”相呼应。
谢丽丽披露，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、聘用队员的差别，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。
不过，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，疫情之下，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，场地、人员的经费重压，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。
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，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，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，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凭着天赋和苦练，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，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，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，另外，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。
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，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，台下客人看得兴起，付费上台和拳手“过招”。
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、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，一起维权，讨要退役安置费，也揭开了当时“北漂”运动员的痛点。
“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，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。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，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，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。很多不是北京的，走了以后回到老家，找个工作打工，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，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，有游泳队的、有跳水队的，还有赛艇队的。
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，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，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，只是为了挥洒汗水、释放情绪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，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。
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，与原籍信息对不上，户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，几乎成了黑户；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“弄丢了”，想仲裁也无证据；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，成了中学生，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，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；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，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，然后就停发了工资……
2015年9月，谢丽丽退役，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不过，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，而变成了“维权者”。
为了生计，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，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，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，更像是文旅项目，但必须承认，这样的模式，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、参与体育的同时，带起了热度，搭起了舞台，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、从中受益。（二头）
【球员介绍】
韩国兵务厅长洪昭英：与国防部意见一致，同意逐步废除艺术体育兵役特例。
关于具体时间，她称国防改革基本计划正在制定中，尚未确定，但应定下废除目标年份，在那之前逐步减少。
“对于年轻青年们感受到的剥夺感以及国民要求改善制度的声音，我深感沉重。我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对艺术及体育领域的兵役特例进行改善。体育领域的免兵役特例将根据下个月的研究结果制定改善方案，目前已明确了逐步废除的基本方向。”
对于近期亚运会男足部分球员的兵役特例相关言行，洪昭英表示“非常痛心和遗憾”。此前，队长李期奕在采访中说“我不去军队了”，梁民革称自己是看着兵役补偿才拼搏的，朴升秀则在更衣室戴“退伍帽”拍照上传社媒，引发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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